二零零四年一月九日，《贼》在内地公映。
这是凌之飞的电影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内地院线。《千里江山》和《长城》虽然也在内地上映过，但规模有限——《千里江山》走的是艺术院线，《长城》是合拍片但排片量受限于当时的银幕数量。二零零三年底，内地的电影市场正处于爆发前夜。银幕数量在快速增长，观众的观影习惯正在从“看个热闹“向“看好电影“转变。
《贼》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非典过后的内地市场，和香港一样，憋了几个月的消费需求需要释放。春节档尚未到来，一月份是传统的票房淡季——但“淡季“意味着竞争少。《贼》几乎没有遇到同量级的对手。
更重要的是口碑。内地观众的反应比香港更热烈——香港观众对港式动作片见怪不怪，但内地观众在二零零四年能看到的优质商业片仍然有限。《贼》的节奏、质感和演员表演，对内地观众构成了降维打击。
第一周，内地票房一万二千万。第二周，八千万。第三周，六千万。走势稳健，没有断崖式下跌——口碑在起作用。
内地观众的反应和香港有一个显著差异：香港观众讨论最多的是动作戏的节奏和结尾的无对白段落，内地观众讨论最多的却是赵文卓那条父亲线。“大门“发现父亲没有死、而是被迫改名换姓逃亡东南亚的情节，在内地引发了远超预期的共鸣。二零零三年的内地，正经历剧烈的社会转型——大量人口流动、家庭分离、身份重构。赵文卓在车里看到芯片信息时那只发抖的手，击中的不只是角色——是一整代人的隐痛。
影评人的反应滞后于观众。上映第一周几乎没有主流影评人关注《贼》——内地影评圈对港片仍然带着“商业爆米花“的固有印象。第二周开始，几篇长评出现在网络论坛上，篇幅之长、分析之细致，远超一般的商业片影评。有人逐场拆解港铁三分钟的剪辑节奏，有人写了三千字分析码头摊牌的灰白色调，有人把“大门“煮面时那三秒发呆和任达华在《贼》里的表演做了对比——虽然任达华不在《贼》的演员表里，这位影评人显然把电影记混了。
到二月底，《贼》在内地影院的下档周期接近尾声。
最终内地票房：三亿九千万人民币。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二零零二年张艺谋的《英雄》内地票房二亿五千万，已经被视为天文数字。《贼》超过了《英雄》一亿四千万。在二零零四年的内地市场，三亿九千万是一个足以让所有人重新认知“商业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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