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以下呢？“阮世生问。
“会。“凌之飞说，“可能仲会跌到八千。“
阮世生的脸色白了一下。
“你唔使担心。“凌之飞拍了拍他的肩，“我哋有美元头寸托底，影院现金流仲顶得住。最难嘅日子仲未到，但到咗——我哋会系最后企住嗰个。“
三月十日，《天星》拍到最关键的一场戏——老船工得知儿子失业。
这场戏在天星小轮的渡轮上实景拍摄。剧组包了一班夜间渡轮，从中环码头出发到尖沙咀再折返，全程八分钟。梁家辉坐在绿色长椅上，手里攥着一部旧式大哥大——那是道具组从鸭寮街淘来的摩托罗拉。
镜头从梁家辉的侧脸开始。他接到电话，听完，慢慢把大哥大从耳边放下来。没有台词，没有哭，没有摔东西。只是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双手交握，望着窗外黑漆漆的维多利亚港。
灯光师在渡轮另一侧架了一盏五百瓦的钨丝灯，光线透过舷窗打在梁家辉脸上，随着渡轮的晃动明灭不定。像心跳。
凌之飞在监视器后面看着这个画面，手心全是汗。他知道这一条如果成了，整部戏的情感地基就打牢了。
八分钟后，渡轮靠岸。
“Cut。“
全场安静。灯光师、场务、摄影师——所有人都看着监视器回放。梁家辉在画面里坐在绿色长椅上，没有说话，没有动。但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父亲听到儿子跌倒时，那种无法伸手去接的痛。
凌之飞走到梁家辉面前，蹲下来。
“梁生，呢一条——“
“唔使讲。“梁家辉打断他，摘下道具手套，露出被缆绳磨红的手掌，“我知。“
三月十五日，梁朝伟进组。他只拍了五天戏——儿子失业后回家、跟父亲在渡轮上争吵、最后一班渡轮上的和解。五天，十二场戏，但对白加起来不超过三十句。
最后一场戏拍的是父子俩坐在渡轮上。梁家辉坐在左边，梁朝伟坐在右边，中间隔着一个空位。渡轮从中环开往尖沙咀，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灯火在暮色里次第亮起。
梁朝伟没有看梁家辉。梁家辉没有看梁朝伟。两个人都望着窗外。
渡轮靠岸时，梁家辉站起来，没有下船。他重新坐下，望着对岸的灯火。梁朝伟站在船舱门口，回头看了父亲一眼。
那一眼里没有台词，没有眼泪。只有一个儿子终于看见父亲背影时的——懂得。
“Cut。“
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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