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上船报到。化妆组给梁家辉做了年轻妆，用粉底遮掉眼角的纹路，把头发染黑。但梁家辉站在渡轮甲板上的姿态——挺直的脊背、微微上扬的下巴、双手习惯性地握住缆绳——不需要化妆就已经是一个年轻人。
摄影机是租来的Arriflex 535B，三十五毫米胶片。凌之飞坚持用胶片而非数码——他要那种胶片颗粒带来的粗粝质感，像维多利亚港的海水，有沙有泥，不是透明的。
“第一场第一次！“
场记板响。梁家辉握住缆绳，回头望了一眼码头上送他来报到的老母亲——那个镜头里没有老母亲，只有梁家辉的回望。但他的眼神里有牵挂、有期待、有年轻人面对未知时那种莽撞的勇气。
“Cut。“
凌之飞没有喊“good take“。他走到监视器前回放，看了三遍。然后走到梁家辉面前。
“梁生，你回望嗰下——眼神入面有一种嘢，我写剧本嗰阵写唔出。多谢你。“
梁家辉摘下鸭舌帽擦了擦汗：“凌导，我同你讲——我搭咗一个星期渡轮，发现一件事。“
“乜事？“
“船工企喺渡轮上面，唔系面向前方嘅。佢哋永远系面向码头——因为佢哋要望住码头嘅缆桩，确保缆绳挂准。所以佢哋睇到嘅风景，永远系离开紧嘅码头，而唔系前方嘅海。“
凌之飞愣了一下。他在剧本里写的是老船工面向大海、望着远方——那是一个文人式的想象。梁家辉用一个星期的实地观察纠正了他。
“我改。“凌之飞说，“第一场重拍。老船工面向码头，望住离开紧嘅岸边。“
梁家辉点了点头，重新戴上鸭舌帽，走回甲板。
这一改，整场戏的味道全变了。年轻人望着渐行渐远的码头，不是在憧憬远方——是在看自己正在离开的东西。那个回望不再只是牵挂，而是一种告别的仪式。
拍摄的第一个星期，金融危机的阴影无处不在。恒指在二月跌至一万零五百附近徘徊，市场上每天都有公司宣布裁员。中环的写字楼空置率飙升，天星码头的人流量明显减少——坐渡轮的人少了，不是因为搬到对岸，而是因为对岸的中环没有工返了。
阮世生每天给凌之飞送一份八间影院的日报。二月份总票房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三成。高志森严格执行了凌之飞的指令——减少大片排期，增加二轮片和重映片，压缩运营成本。八间影院没有一间亏损，但利润薄得像纸。
“如果跌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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