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其背后的核心依据到底是什么？”
“是基于怎样一种业务量预测模型？或者说，这是否意味着贵司对未来物流行业的发展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判断？”
“同时我们担心，如此巨大的土地储备，可能会在项目初期就形成沉重的资产负担，严重拖累投资回报效率。”
这位IDG代表的提问，条理分明，直击要害，不仅质疑了面积的合理性，更隐隐指向了项目可能存在的“好大喜功”、“盲目圈地”的风险。
他的话音落下，会议室里一片寂静，红杉、高瓴的代表虽然没有说话，但微微颔首和专注的神情表明，他们心中存在着同样的疑虑。
就连李凯和张楠楠，也微微侧目，显然想听听陆阳团队如何应对这个尖锐的质疑。
周伟听到IDG资本代表这一连串逻辑严密、信息量巨大的提问，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感受到了压力，但长期职业训练养成的素养让他迅速恢复了表面的平静。
事实上，最初他带领团队完成、并提交给陆阳审阅的首都枢纽初步规划报告中，建议的占地面积正是基于市场常规认知和稳健预测模型的500亩。
只不过，那个方案被陆阳毫不犹豫地打了回来，并在上面用红笔清晰地批示：
“格局太小，思维局限。按1500亩重新规划，土地是核心稀缺资源，现在不拿，以后永远拿不到。”
为此，周伟还曾专程带着团队重新测算的数据去找过陆阳，试图了解这位年轻老板做出如此“激进”决策的真正深层考量。
而陆阳当时一锤定音，将面积定为1500亩，自然有他基于重生记忆和超越时代洞察的、不容动摇的深层逻辑：
首先，是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物流需求爆炸性增长的绝对信心。
陆阳清楚地知道，在座所有人，包括最乐观的分析师，都严重低估了未来十年，尤其是随着电商全面爆发、制造业升级、消费市场下沉所带来的物流需求增长曲线。
那不是线性的温和增长，而是指数级的、颠覆性的爆发。
如果仅仅基于当前或未来两三年的合理预测来设计枢纽，那么很可能在基地建成投入运营后的三到五年内，就会面临容量严重不足、不得不耗资巨大且影响运营地进行二期、三期扩建的窘境。
这从全生命周期成本来看，反而是最不经济的。
他必须要为那个即将到来的、远超常人想象的洪流时代，提前筑好足够坚固和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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