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皇帝下面大臣的家事，则又成了他下属的国事。国和家的概念至此就彻底混为了一谈。这种传统一直沿袭到清末。清帝国被推翻之后，国人并没有像西方一样经过一场比较彻底的启蒙运动，他们对民主之类的西方思想并不无安全了解，只是似是而非的拿了过来，骨子里的封建因子并没有被清除出去。”
傅华点了点头，说这个学者这个观点倒是对的，其实早就有睿智的学者指出过这一点。我记得好像是五四的时候，北大的学生质问辜鸿铭教授，问他为什么不剪掉辫子，辜鸿铭当时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他的辫子是在头上，而诸君的辫子是在心里。他这就是点出了中国人的奴性并没有被彻底根除，还深藏在心中。可惜的是国人多以辜鸿铭这段话作为是他机敏应对的一段笑谈，而根本没认真想过其中蕴涵的深意。
刘康说：“国人的奴性就是到现在也是一样的，人们受到了什么不公，还是愿意通过上访，而不是通过司法体系来解决，在他们的意识当中，他们还是在渴望遇到一个什么像包拯那样子的青天大老爷，来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苏南说：“对啊，现在皇帝虽然没有了，可是还是有清官嘛，人们还是愿意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偶尔会遇到清官身上，而不愿意信赖国家建立起来的司法体系，所以很大程度上人们的意识还是没太大的改变的，他们还是把他们的命运寄托在长官意志之上。同样的，官员也把自己的兴衰荣辱寄托在他们的长官身上，某些官员因为得宠于长官，就可以青云直上；反之，某些官员也会因为得罪长官，而被打入另册。翻遍二十五史，里面的官员兴替都是这种模式的。忠于某个家族的臣子被褒扬，背叛某个家族的臣子被贬抑。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又大多是以二十五史上的记载作为他们行为模式的样板的。这种混淆了国事家事的模式就成了官员们的固有的思维模式。”
傅华说：“对，这点上西方就比我们的好得多，早在启蒙运动时，西方人就严格划分了公私的界限，英国首相威廉皮特那句“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就明确的划分了公私的界限。这早就被国际公认的原则，可惜一直没有被我们的官员们接受，到现在还有不少以公权力名义侵犯私人权利的例子。”
苏南说：“对啊，现在一些强制拆迁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些官员们虽然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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