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中旬，广东。
省疾控中心的会议室里，专家组正在做最后一轮疫情研判。屏幕上，新增病例曲线已经连续一周贴着零线走。广州、佛山两地的定点医院，发热门诊量回落到往年正常水平。最后一批隔离观察人员陆续解除观察，没有新增感染。
组长合上文件夹，说了一句：“可以定了，疫情结束。”
会议室里没有掌声，只有一片长长的、压抑了许久的呼气声。有人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有人低头揉着发酸的眼眶。从一月初国家启动防控到现在，整整两个月，广东全省的卫生系统、交通系统、公安系统几乎全员无休。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最终统计的数据摆在了桌面上。
全省累计报告病例，不足八百例。死亡病例，不到三十人。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州和佛山两地，其他城市只有零星输入性病例，没有形成本地传播。
这个数字放在传染病史上，是一个极其轻微的疫情。但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不是一月上旬就启动了防控，如果不是春运期间把所有出省通道都设了卡，如果不是数据模型提前跑出了异常——这个数字，会翻十倍、二十倍、甚至更多。
一位老专家靠在椅子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
“得亏那个模型啊。”
旁边几个人同时点头。
他们都知道那个模型是从哪来的。江州，苍穹科技，徐云。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用一堆发热门诊数据和药品销售数据，算出了广东的异常。然后报告递到国务院，专家组第二天就飞了过来。
如果不是那个模型，按照常规的疫情发现流程，广东的异常至少要等到二月底、三月初才会被注意到。到那时候，春运已经结束了，病毒已经跟着上亿人扩散到了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每一个交通枢纽都会成为新的爆发点。
一位参与了一线防控的医生低声说了一句：“但凡慢半个月，全国就完了。”
没人反驳。所有人都清楚，这不是危言耸听。
疫情结束之后，经济账也开始算了。
广东省初步统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五十亿人民币左右。旅游、餐饮、零售、交通，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几个行业。广州和佛山两地的商场客流量在二月下降了将近四成，部分餐饮门店被迫停业。交通方面，春运期间的客流比往年减少了约两成，铁路和航空公司的收入受到明显影响。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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