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日，周秉文的课照常上。
但他的习惯变了。
以前他在讲堂上走动，视线范围只覆盖前三排。
后排那几个书童的位置，他从来不看。
书童是书童，学生是学生。
鹿鸣书院办了十几年，这规矩从没变过。
可这几天，他讲课的时候，目光总会不经意地往最后一排扫。
每次扫过去，看见的都是同一幅画面。
赵家书童眼神放空，刘家书童脑袋点地。
唯独中间那个穿粗布衫的，坐得端端正正，手里的笔跟着他的语速在册子上飞快地划。
不是随便画两笔应付差事。
是真的在记。
周秉文留了个心眼。
有一堂课，他故意把语速加快了一截，连讲了三段《孟子》原文，中间不停顿。
前排的正式学生都有些跟不上，好几个人皱着眉头放下了笔。
他瞟了一眼最后排。
顾辞的笔没停。
周秉文加快，他也快。
周秉文放慢，他也慢。
节奏咬得死死的，像是跟了他多年的老学生。
这是第一件怪事。
第二件怪事，是藏书阁的管事陈伯告诉他的。
这日散学后，周秉文去后院藏书阁取一卷旧抄本。
陈伯是个五十多岁的驼背老头，在书院管了二十年的书，平日里话不多，但对每一本书的去向门儿清。
周秉文翻了翻借阅册子，随口问了一句。
“近来可有学生来借书？”
陈伯弯着腰整理书架，头也不回。
“学生倒是没几个来的。”
“倒是有个小书童，天天来。”
周秉文手里的动作慢了下来。
“哪家的书童？”
“薛家的那个，叫顾辞。”
“他都借些什么？”
陈伯从架子上抽出借阅簿，翻到最近的几页，递了过去。
周秉文接过来，一行一行看下去。
九月初三，借《论语集注》上册，初四还。
九月初四，借《孟子集注》上册，初五还。
九月初五，借《左传》卷一至卷三，初七还。
九月初七，借《诗经正义》，初八还。
九月初八，借《礼记·大学篇》注疏，初九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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