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手指很稳，没有抖。他看着她把那片纸屑弹到垃圾桶里，然后把手插回自己的口袋里。
回到通州出租屋时天已经黑了。何春生把发布会发的新闻通稿复印件压在客厅茶几的玻璃板下——和女儿那张已经有些褪色的“暖色手和亮色手”的画放在一起。两张纸中间隔着很多年。一张是蜡笔画的，画上有两只手——左边暖色，右边亮色，中间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的手以前是暖的，现在是亮的”；另一张是法院盖章的，标题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案号后面用括号标注着“年度指导性案例”。两张纸被同一块玻璃板压着，隔着一层透明的厚度，并排躺在茶几上。
同一天晚上，苏瑾在家长维权群里看到了何春生发的发布会照片。照片上何春生坐在最高法院的发言席后面，面前的铭牌写着“当事人代表”，背景是一面巨大的国徽。她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在家长会上看到那张植入和未植入两条曲线分开的成绩分布图——那时候班主任没有说话，只是放了一张图。那条植入的曲线往上走，未植入的曲线往下滑。她在台下坐了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何春生坐在最高法院的发言席上，在替所有在那个维权群里发过言、私信过、提供过排异评估报告的家长们说话。
她把照片保存进那个叫“待处理”的加密文件夹，然后在群里打了一行字：“下一个目标是卫健委的听证会。我已经收到了正式邀请。”有人回了一个“加油”，有人回了一个“我们也去旁听”，有人没有打字，只是发了一个握拳的表情。
霜降前三天，苏瑾出席了卫健委关于修订青少年侵入式神经接口排异评估标准的听证会。
会议室在卫健委大楼第十一层，长桌两侧坐了二十多个人——卫健委政策法规司的官员、医疗器械审评中心的几位评审专家、来自智桥科技和另外两家主要企业的代表、以及三位受邀的“民间建议”代表。苏瑾是其中之一。她穿了一件藏青色的西装外套，领口别着一枚很小的银色胸针。这件外套她只在女儿高考誓师大会那天穿过一次，后来就一直挂在衣柜里。
发言顺序按照受邀代表的姓氏笔画排列，她排在第二位。等待的时间里她把那份装订整齐的建议书从头到尾又逐页检查了一遍——每一组数据都标注了来源，每一项建议条款都对应着具体的法规依据。她准备了很久，但当主持人叫到她的名字时，她的心跳还是比平时快了一些。她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然后站起来。
“各位专家、各位代表，我今天的发言基于我女儿及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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