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整的数据做决策。而用不完整的数据做决策——本质上就是把风险转移给那些最脆弱的人。”
她说完之后，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北欧国家的代表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东欧国家的代表把面前的弹性方案折了起来。张薇坐回椅子上时，感到自己的手心微微发潮。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腕上那圈蓝光还稳定地亮着，但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不是紧张，是某种更复杂的情绪。她刚才在发言中引用的每一个数据点，都对应着周明远在某个凌晨敲过的枕头、画过的圈、数过的呼吸。她把这些数据从北京带到新加坡，从实验室带到布鲁塞尔。现在它们即将被写进一项国际公约的实施细则。
磋商在几个小时后结束。最终文本中“安全观察期”的长度在折中后接受了她的建议——刚性最低安全观察期的数值参考了被试ZY-01平台期的实际时长。虽然不是她建议的上限值，但“刚性最低”这四个字本身意味着安全观察期不再是可以被随意压缩的弹性指标，而是所有缔约国必须遵守的法律底线。张薇在最终文本的电子版上看到这一行字时，手指在触控板上停了一下。她给周明远发了一条消息，很短——“你的平台期，现在是一条法律底线。”
散会后，玛丽亚·冯在走廊里追上她。玛丽亚·冯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领口别着一枚极小的银色胸针。她的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张博士，您在刚才的发言中提到的那套数据——回调数据——我想确认一件事。”她顿了顿，“这套数据是您在新加坡实验室采集的吗？”
张薇把文件夹换到另一只手上。“不是。数据来自一个合众国公民。他曾经是我在上一家公司的被试——很多年前。”
玛丽亚·冯沉默了一会儿。走廊里有人从她们身边走过，用德语在打电话。她等那个人走远后才开口。“他走了多久？”
“很久。从初级植入到测试再到回调——整个过程跨越了很长时间。”
“有机会的话，代我谢谢他。”玛丽亚·冯的声音不大，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一个走了很久的人。”
张薇看着她的眼睛。“我会的。”
六月的第三周，欧盟神经权利多边化框架公约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进行最终表决。
表决前一天晚上，张薇在酒店房间里反复翻阅着她的发言稿。窗外布鲁塞尔的暮色迟迟不肯褪去——夏至将至，晚上十点多天还亮着，五十周年纪念公园里的跑步者在橙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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