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地上，尤其是人多拥挤的时候。”
“找不回来了吗……”陈建军喃喃自语，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双腿一软，差点蹲在地上。警察扶了他一把，递给他一杯水：“别灰心，我们会留意的，要是有消息，会通知你。你先留下联系方式，要是没地方去，就先在广场旁边的候车区等着，别乱跑，注意安全。”
陈建军接过水杯，手指冰凉，他摇了摇头，声音沙哑：“我没有联系方式，我刚来广州，要去樟木头找朋友，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他把水杯放在桌上，没有喝一口，转身走出了岗亭。
走出岗亭的那一刻，阳光依旧毒辣，广场上的嘈杂声再次涌进耳朵里，可他却觉得浑身冰冷，大脑一片空白。报案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知道，那八十块钱，真的没了。那是母亲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是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来的血汗钱，是他在广州立足的全部希望，就这么被偷走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他蹲在岗亭旁边的墙角，把脸埋在膝盖里，这一次，眼泪再也忍不住，悄悄从眼角滑落，浸湿了裤腿。他不敢哭出声，只能压抑着，肩膀微微颤抖——他是个男人，是来广州闯天下的，不能就这么轻易哭，母亲和父亲还在老家等着他的消息，他不能让他们失望。可心里的委屈和绝望像潮水一样涌来，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甚至开始后悔，后悔不听母亲的话，后悔自己太大意，后悔来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想起了母亲。想起母亲把八十块钱叠好塞进蓝布里的样子，手指有些哆嗦，叠了好几遍才叠整齐，嘴里反复叮嘱他“省着点花，找到阿强就好了”；想起母亲连夜烙饼的样子，灯光下，她的头发已经有了几缕白丝，眼睛熬得通红，却还是笑着说“烙点饼，路上吃，比火车上的泡面便宜”；想起母亲站在村口送他的样子，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一直站到他拐过弯去，看不见了，他回头的时候，还能看到她的身影，在风中微微晃动。要是母亲知道钱被偷了，一定会很伤心吧？他不敢想，也不敢给家里发电报，他没有钱，更没有勇气告诉父母这个坏消息。
他想起父亲。父亲那天晚上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炕边，抽着旱烟，烟袋锅子一下一下地敲着炕沿，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他帮他把蛇皮袋提到村口，说了一句：“到了拍个电报回来。”就走了。没有送到车站，没有挥手，没有多余的嘱咐。走的时候背微微驼着，步子不快不慢，像去田里干活一样平常，但陈建军知道，父亲心里是牵挂他的，只是男人不善于表达。他想起父亲常年劳作的手，布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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