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江平在环宇大楼的小会客室里坐了整一夜。
桌面上那台笔记本的光打在他脸上，映出眼底的青灰色。
凌晨两点的写字楼里只剩空调出风口的低鸣，走廊里连保安的脚步声都没有。
他盯着屏幕上那篇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的创作谈，手指搭在键盘边缘，迟落不下去。
赵之章让他写创作谈，交代来源、走访、人物原型和这几年写作的变化。
话听着体面，
落到沈江平这里，却像把上一届鲲鹏奖得主按回了答辩席。
但沈江平心里比谁都清楚，这篇创作谈真正的任务只有一个：
让那些被标题吸引进来的读者，带着一种对作者本人的同情和敬意，重新点进《津城三两事》的正文。
他开始写。
“……前年冬天，我第一次走进津城北郊恒棉三厂。
停产公告贴在厂门口第十七天，值班室的考勤表没有撕，车间里半截白纱挂在机头，空气里还浮着细碎棉絮。
厂办的人带我穿过登记处时，几个老工人正排队签安置表，圆珠笔压在纸上，谁都没先开口……”
他写得很慢。
每一段都在心里过了两三遍才敲下去。
走访确实是真的。
那个冬天，他托环宇地方渠道联系了厂办，
跟着一名留守干事进了津城北郊恒棉三厂。
他真正待在核心车间的时间，只有大半天。
外围走访、补拍资料、整理采访全算进去，也只够四天。
四天实在太薄，根本撑不起“现实主义长篇”这几个字。
可他很清楚，创作谈可不能只有四天，
四天写出去，读者会怀疑他的根。
评委看见，也会迟疑。
所以他必须把四天写厚，写成一种长期注视。
读者未必愿意听作者如何诉苦，却愿意相信一个人曾经认真抵达现场。
只要这个印象立住，他们就会重新给正文一次机会。
他没有凭空捏造，只把每个细节往前推了一寸。
推到读者最容易心软的位置。
他把等厂办留守人员开门的二十分钟，
写成了在零下七度的传达室外等了两个小时。
他把一名退休女工反复摩挲旧厂牌的动作，
写成了她在采访最后说不出话，只把厂牌攥进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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