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压迫，日伪蒋三方同时对这支不足万人的队伍展开了绞杀。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舆论如烈火般在各地爆发。从北平到上海，从学生到商绅，越来越多的人在公开场合质问：冯裕祥在察哈尔打日本人，中央为什么不出兵援助，反而调兵围困？
南京内部也有官员私下痛骂“对内强硬，对外妥协”，把矛头直指蒋校长。
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终日思量，对日无良法，唯有忍耐，以图发展。吾日日隐忍，旁人皆以为畏倭，殊不知无非争一年数月之光阴耳。此光阴千金难换。
他在另一页又写道，倭决无满足之日，退让一次，必得寸进一尺。今日之安宁，不过一两年之暂局。
他比谁都清楚，中日必有一战。但眼下的中国，真的还没有准备好。
当然，这是他的日记，具体他是怎么想的，谁知道呢？
长城抗战把数万精锐和几乎全部弹药储备都打空了，央行的外汇准备已经见底，华北前线的部队整月吃不上一次像样的饱饭，后方兵工厂的开工率不足四成。
而日本人虽然在大胜之后暂停了推进，却已经在秦皇岛、唐山、丰台等地不断挑事，随时可以用任意借口把战火烧进长城以内。现在重启察哈尔战事，无异于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再点一把火。
但南方的军又逼得太紧。第四次围剿惨败之后，～军在赣南闽西越打越强，根据地不断向四面扩张。眼下围剿部队已经在碉堡战术的指导下重新调整了部署，中央军、粤军、湘军三方同时向苏区腹地压缩，碉堡线正一段一段地向前推进。
军被堡垒群层层封锁，空间被压缩，粮食和物资供给日益吃紧，蒋校长已能隐约看到胜利的轮廓。
他必须在内外交困之中做一道最艰难的算术题：是先放下外敌，集中力量消灭内部的“心腹大患”，还是先与日本大打一场，赌上整个国家的国运？
他选择了前者，而冯裕祥的抗日同盟军，恰巧挡在了这条路的中央。所以他命令何英钦围困张家口，逼降冯裕祥，拆掉察哈尔那支不该在此时出现的抗日大旗。
这面旗帜在一日，不仅日本人会向他施压，连国人也会因此压力他，逼迫他出兵对日开战。
可是不行啊！
而顾长柏在得知冯裕祥离去、吉鸿昌等残余部队被三方围剿的消息后，只淡淡说：大个子还是那个大个子，看着糊涂，其实心里比谁都明白，但明白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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