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片刻，然后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话：“梁旅长，你的工事修得很好，但工事是死的，人是活的。苏军在西线已经集中了四万多人，你觉得你的一万人能扛多久？”
梁忠甲张了张嘴，但顾长柏没给他开口的机会，继续说下去：“如果你的工事被突破了，你的一万人撤都撤不下来，因为你的后方只有一条铁路，而苏军的骑兵会在第一时间切断它。到时候你梁忠甲不是战死就是被俘，韩旅长的第十七旅会被分割包围，海拉尔不战而丢。这个结果，你愿意承担吗？”
“此战若败，我顾长柏一人承担全部责任。”
这话一出口，东北军的将领们反而沉默了。
新一军的年轻军官们却坐不住了。一个从济南战役就跟着顾长柏的营长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声音几乎是在吼：“总指挥，咱们在济南打过日本人，今天就带着咱们打老毛子！弟兄们早就想跟他们干了！”
不止他一个人这么想。在顾长柏的部队里，爱国主义教育从来不是走过场。每个连队都配了宣传军官，每天的操课结束之后，士兵们坐在一起听讲历史——从鸦片战争讲到甲午海战，从旅顺屠城讲到海兰泡惨案。这些故事他们早就听得滚瓜烂熟，刻进了骨头里。
他们知道黑龙江北岸曾经有一块地方叫外兴安岭，他们知道旅顺的毛子兵和日本兵轮流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
现在他们站在这里，枪在肩上，刺刀在腰间，终于有机会算上一仗了。
连部队里的日本教官都跟着激动。这些日本俘虏被顾长柏留用之后，一直在新一军里负责战术训练，平时沉默寡言，干活认真但话不多。
但今天听到要打毛子，好几个日本教官的眼睛都亮了。他们中有人的父亲倒在了日俄战争的旅顺战场，有人的叔叔冻死在奉天会战的雪地里，跟俄国人是世仇。
军心可用。
与此同时，南京的蒋校长正坐在办公室里，面对一拨又一拨的外国公使。英美法三国的代表轮番上门，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英国公使问得最直接：“蒋主席，你们是不是打算跟苏联结盟？”
美国公使紧随其后，质问南京是否真的要单独行动。
法国公使则递上了一份措辞委婉但态度强硬的照会，建议南京“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
蒋校长被这些人搞得焦头烂额，但他同时也从这些质问里嗅到了机会。
他正对着窗外出神，杨永泰端着一杯茶走进来，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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