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也不肯弯下去的骨头，像一把尘封了二十年的刀，突然从孙伯庸记忆最深处拔了出来。
嗡——
孙伯庸脑袋里像是被人狠狠敲了一记。
四周的声音，瞬间远了。
车马声。
核验声。
官吏问候声。
远处工匠夯土修墙的号子声。
战马响鼻声。
甚至连风吹过官署门前木牌的声响，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道压了下去。
他怔怔看着那张脸。
二十年前的国子监，像潮水一样涌了回来。
昏黄油灯。
半旧书案。
一摞尚未誊抄完的策论卷子。
还有一个手里握着戒尺的先生。
那先生教他写策论，教他立意，教他奏事不可只逞锋芒。
“文章不是拿来砍人的刀。”
“你要让话扎进人心里。”
“孙伯庸，你这脾气，若将来真做了谏臣，是好事，也是祸事。”
当年的孙伯庸快三十岁了，还没考出功名。
文章写得硬，脾气也硬。
国子监祭酒嫌他不懂转圜，同窗笑他一身臭脾气，连出题的博士都说他“锋芒太露，难成大器”。
唯独那位先生，看完他的策论后，在卷末批了四个字。
——可做谏臣。
那四个字，孙伯庸记了二十年。
后来，苏明哲旧案爆发。
那位先生因替旧友说了几句公道话，被贬去西北孝州。
再后来，孙伯庸入了都察院。
一个去了边地风沙里。
一个留在盛州朝堂上。
师生二十年未见。
二十年里，孙伯庸无数次听人提起孝州。
也无数次在奏章边角、流言碎语里，看见过那个名字。
刘文清。
他不是没有想过打听。
可每次念头一起，又被他按了下去。
因为一打听，就会想起当年。
想起自己那时不过一介未入仕的监生，什么都做不了。
可现在。
那个早该被朝堂遗忘、被士林抹去、被史书轻轻一笔带过的人，却穿着四品文官公服，站在长安新政官署门前。
站在林川的队伍最前面。
孙伯庸嘴唇动了动，声音竟有些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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