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假期的第二天，才刚刚清晨七点。
《萌芽》杂志社所在的石库门小楼里，灯火通明了一整夜。
总编赵明诚坐在办公室里，桌上的烟灰缸已经堆成了小山。
他面前摊着三份报表：发行科的印数统计、财务科的收款记录、还有总编室汇总的各地电报。
每一份报表上的数字，都在讲述同一个奇迹。
“老赵，不能再抽了。”副总编陈文涛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两杯浓茶，眼睛布满血丝，但眼神亮得吓人，“印刷厂老李又来电话了，问第三批印多少。”
赵明诚掐灭手里的烟，接过茶杯喝了一大口。茶水烫，但他浑然不觉：“昨天一天，实销多少？”
“不完全统计，十九万八千册。”陈文涛的声音在颤抖，“全国四十六个发行点，三十九个已经断货。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全在催货。”
十九万八千册。
这个数字在赵明诚脑子里嗡嗡作响。
《萌芽》创刊三十一年，单期最高销量是1981年复刊的二十八万册。
那是在文学热潮的顶峰，靠着几篇轰动全国的作品才达到的。
而现在，1988年第一期，仅仅上市一天，就卖出了接近二十万册。
“印刷厂现在什么情况？”赵明诚问。
“三班倒，机器没停过。”陈文涛坐下，掏出一包烟，自己也点了一根，“老李说，从昨天晚上六点到现在，又印了八万册。但他说这已经是极限了，再快机器要出问题。”
赵明诚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
木地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配合着他心跳的节奏。
窗外天色渐亮，上海的早晨正在苏醒，但这座小楼里的编辑们，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夜。
“后悔啊。”赵明诚忽然说。
“后悔什么？”
“后悔胆子太小。”赵明诚转过身，眼睛里有血丝，也有狂热，“我要是胆子大一点，首印五十万册，现在就不用这么被动了。”
陈文涛笑了：“老赵，这话不对。别说你，全中国哪个文学期刊的主编，敢首印五十万册？《人民文学》也不敢。”
这话是真的。
八十年代末，文学刊物普遍不景气。
伤痕文学的热潮过去，先锋文学还在探索，通俗文学开始兴起，纯文学刊物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
《萌芽》作为青年文学刊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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